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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以璇玑玉衡星（即北斗星）象征宇宙天体之运转。

于是以后世之法竄入之，其书遂杂。且进一步指出：《左传》所云‘礼经皆不见于《周礼》。

《庄子》：[清]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，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。疾医制度：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。摘 要：《周礼》乃是战国时期、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、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。而正义原则的最终渊源，则是仁（仁爱情感）。县都之委积，以待兇荒。

（《地官·大司徒》）郑注：保息，谓安之使蕃息也。前此者，成王作《周官》，其志有述天授位之义，故周公设官分职以法之。因为舍心则无以见性，舍性则无以见心。

前者是从心上说，后者是从性上说，但性不离心，心不离性，因此，既不能离性情(体用)而言心，也不能离心而言性情(体用)。如果从既存有又活动的角度看，佛氏之说可说是最彻底最简便也最快活了，但是，在朱子看来，佛氏说得虽然很高妙，只是差处便在这里，即儒者所养，是仁义礼智之性，他之所养，只是视听言动。因为虚灵之体可以说性，即会通说，也可以不说性而只说心，即分别说。[2](卷67，P10)其新说即朱子后来一直坚持的说法，则是心有体用或心兼未发已发，既确立了心的本体地位，同时也关涉到心性修养的工夫问题。

气之所运，必有以主之者。故孟子言心性，每每相随说，仁义礼智是性，又言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逊是非之心，更细思量。

气聚成形之形，是说心之形体。程颐在《与吕大临论中书》中说：心一也，有指体而言者，寂然不动是也。[2](卷67，P10)即这种转变主要是概念分疏的问题，而不是实质的改变，但这种概念分疏对于朱子建立心说，具有重要意义。这就是朱子为什么要分别说的重要原因。

如果认为只要本心是善的，凡是从胸中流出，就都是好的，一任做将去而放弃修养，看起来很快活，实际上却会害事。因为人作为现实存在，除了气禀的限制，还有物欲的蒙蔽，这是本心无法保证的。可见，朱子并不是主张只存有不活动的存有论者，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各种可能性出发，解决如何才能实现心性本体既存有又活动的问题，即不仅要自上而下的顺通，还要自下而上的逆通，这样才能上下贯通。问：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，抑气之为邪？曰：不专是气，是先有知觉之理，理未知觉，气聚成形，理与气合，便能知觉。

疑若不可以时处分矣，然其于未发也，见其感通之体，于已发也，见其寂然之用，亦各有当而实未尝分也。这就是天命之全体，亦是心之全体。

这正是心的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。从理论上说，这是体用关系的问题，知觉作用即是本体的发用，但是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，而存在问题要复杂得多。

在朱子看来，变化气质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可能的，就是说，人的气质是能够改变的。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即离性而言心，则心只是一个虚灵之体，这是佛氏的立场。他在论寂、感关系时说：无思虑也，无作为也，其寂然者，无时而不感，其感通者，无时而不寂也，是乃天命之全体，人心之至正，所谓体用之一源，流行而不息者也。但是，如果说朱子所说的心，仅仅是而且只能是认知心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，这样说则是完全错误的。但朱子认为陆氏虽然以仁义为心之本体，但是当视听言动、知觉作用任其发展时，如何保证其所发都合于本心？换句话说，人何以能够保证他的视听言动都是本心的作用？这个问题并未解决。所谓感者，寂之感，而感无不寂，这就是体用一源，流行不息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才有心性分别说的问题。[2](卷40，P38)人失去本心，就是丧失了人性，丧失了人的生存价值，所以修养工夫是不能缺的，一但实现浑然一理的圣人境界，就是一心之中，天理流行的既存有又活动的状态了。

心之本体，未尝不善，却又不可说恶全不是心，若不是心，是甚么做出来？[4](卷5，P4)既然心之本体是善，那么，恶从何而来？即气禀和私欲。心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？这是朱子心说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[4](卷126，P15)从形式推论上说，朱子承认，佛氏之学，与吾儒有甚相似处，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，而且为区区小儒所不及。[4](卷124，3)可见，朱陆之间的分歧，并不在陆象山讲本心而朱子不讲本心，也不完全是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区别。

所谓贯彻上下，从心的功能上说，是贯彻形而上之性与形而下之情，从心的存在上说，它既是形而上者之性，又是形而下者之情。这里既有概念推理，又有现实存在的问题，不能以概念推理代替实际存在。不仅不反对，而且是赞成的，因为这与他的心性本体之说是一致的，并无根本区别。从性上说时，是光明之德，即本体之明。

这实际上是说，人是需要自我改造的。舍心则无以见性，舍性又无以见心。

但是，朱子这样说是有他的用意的。但未发时却是本体自然，即见其感通之体，已发时却是心体流行，即见其寂然之用，这就是体用性情各有当而实未尝分。

但是，朱子所说的心体，究竟是说心、还是说性？这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。如果只从形式推论而言，佛氏的作用是性之说，他说得也是，但问题也在这里。

这两者固非心之本体，然亦是出于心也。实际上，心与性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关系，心是虚，性是实，虚实合一，心性合一，所以说，明德合是心，合是性。陆子静之学，看他千般万般病，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，把许多麄恶底气，都把做心之妙理，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。这里涉及到存在与功能的关系问题，原则上说，功能是存在的功能，两者是统一的，并且朱子很强调由功能而显其存在，由用以显体，但关键是以何者为存在本体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儒佛之间有根本区别，这是朱子坚持分别说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所以，通说才是他的用意所在，既是出发点，也是归宿点。盖仁者心有知觉，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。

……至于伯逢谓上蔡之意自有精神，得其精神则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。心必有形体，如同人必有形体一样，成为载体。

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极好，尽用仔细玩味。朱子是主张体用合一的，但是他更重视两者在现实存在中可能出现的张力和紧张，因此主张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，克服其张力，实现真正的合一。